澳大利亞山火的主因，是氣候變化還是處置不力？為什么即使在生態(tài)旅游產業(yè)如此重要的澳洲，人們仍然無法保護好自己的自然資源？為什么對氣候問題的了解難以轉化為有效的行動？

　　澳洲山火充分體現了氣候問題的復雜性，尤其是人類社會的復雜性。正如科學傳播學者 Sarah Davies 和 Maja Horst 在著作中所言：“當社會的行動者就科學展開交流時，他們敘述的是關于世界的、自己的位置，以及他人所在的位置。”

　　1 月 5 日，北京迎來了 2020 年的第一場降雪。這場雪下得很足，即使在比較溫暖的市區(qū)，綠化帶中的積雪仍然留存了一個星期。不過就在上一個冬季，北京連續(xù) 145 天無降水，創(chuàng)下了新的歷史記錄。

　　與此同時，在位于南半球的另一個首都——堪培拉，山火產生的煙霧將白晝的天空染成了昏黃。由于當地空氣污染危險程度達到極高等級，澳洲國立大學（ANU）決定將位于堪培拉和新南威爾士的三個校區(qū)關閉 6 天。

　　學校關閉期間，科學傳播碩士研究生 Calo 去了悉尼。他說：“（堪培拉）市區(qū)雖然警戒程度很高，但是并沒有直接的山火威脅。在那種環(huán)境下其實是難過多于恐慌，因為除了捐助以外居民能做的事情并不多。盡管空氣質量很差，但戴上口罩悶頭躲在房間里至少是安全的；而真的面對火的小地方經歷著什么，其實無法想象。”

　　無法想象，這或許是大多數人對于氣候變化最直接的感受。我們無法想象哪怕是毗鄰城鎮(zhèn)的遭遇，更遑論大洋彼岸的苦難，也無法想象碳排放這樣抽象而龐大的數字有何意義。如今學界的共識是，氣候變化會帶來更多的極端天氣，它不僅帶來熱浪和干旱，也帶來極寒與洪水；這樣的變化還將改變世界的地緣政治，對已經處于弱勢的地區(qū)造成更大的打擊[1]。

　　失控的火焰

　　百度指數統計顯示，中國的網絡上對澳大利亞山火的關注在 1 月 7 日達到最高點，而此時山火已經熊熊燃燒了四個月。即使在澳大利亞國內，人們也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這確實是一場規(guī)�？涨暗纳交�。

　　澳大利亞原本適應了與山火共存。這里大部分時間氣候干燥，閃電和人為因素都容易引發(fā)火災。而每一次火災都是對生態(tài)系統的一次重新洗牌。桉樹對干旱和火災都有很強的抵抗力，能夠在災后迅速長出新芽，因而成為這里的優(yōu)勢物種。經過三千萬年的演化，如今桉屬的 800 多個物種幾乎占據了這里除沙漠以外的每一個角落[2]。甚至一些鳥類也掌握了駕馭火的能力。2017 年 12 月發(fā)表的一篇論文證實，黑鳶等猛禽會撿起燃燒的樹枝，帶到沒有著火的區(qū)域扔下去，讓火把昆蟲和小型動物趕出來，它們就趁機大快朵頤[3]。澳大利亞的原住民將它們稱為“火鷹”。

　　山火高發(fā)地區(qū)的一些林業(yè)管理者們也逐漸接受了這樣的理念：山火不可避免，只能設法控制它的規(guī)模。許多地區(qū)會實行受控燃燒（controlled burning），又叫計劃燒除（prescribed fire），即選擇潮濕涼爽、風速較低的天氣，有計劃地燒掉一些地區(qū)的植物，避免燃料積聚形成大型火災。美國佛羅里達州平均每年要燒掉 210 萬英畝，澳大利亞也有相似措施[4]。在堪培拉經營生態(tài)旅游公司的 Tara 說：“每年春季有計劃性燃燒，城里會飄煙，不過大家都習慣了。”

　　但是計劃燒除并未總能按計劃進行。有人反對計劃燃燒，認為這種方式無法減少山火造成的危害，還會破壞生物多樣性，操作不當還有引發(fā)火災的風險。計劃燒除的具體時間地點也需要討論。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的報道指出，由于山火季節(jié)正在延長，留給計劃燒除的時間窗口變得越來越短，2018 年的山火季節(jié)到來時維多利亞州僅完成了 30% 的計劃燒除[5]。

　　在這次大規(guī)模山火中，計劃燒除的實施情況和實際作用還需要等待更詳盡的調查。極端的高溫和干旱或許是更加直接的原因。2019 年底，澳大利亞經歷了一個極其干燥的春天，接下來又遭遇了高溫熱浪，這背后的重要影響因素是印度洋偶極指數（IOD）正向爆發(fā)，達到 1997 年以來的最大值。這個指標描述印度洋西部海面與東部海面的溫差，而在 2019 年 10 月，這個差值達到了 2 攝氏度，進而影響了降雨模式[6]。

　　澳大利亞政府在山火初期的應對方式也備受批評。即使各地消防員已經超負荷工作，火勢仍然繼續(xù)蔓延，并最終失控。

　　既富饒，又脆弱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亞擁有豐富而獨特的自然資源，生態(tài)旅游已經成為當地一個重要的產業(yè)。Tara 在 2019 年年中創(chuàng)業(yè)做生態(tài)旅游，堪培拉南部的森林公園就是主要的游覽線路之一。進入山火季之后，出于安全起見，她暫停了去森林地帶的線路，只做市區(qū)內的參觀。但山火仍然間接影響著市區(qū)，“雙旦期間本來籌備了很多活動，但是因為煙塵污染的原因全部都取消了，”她說。

　　《自然》報道顯示，到 1 月 10 日澳大利亞受災面積已經達到 1000 萬英畝，超過了葡萄牙的國土面積；約 10 億哺乳動物、鳥類和爬行動物在火災中死亡。活下來的動物短期內也將難以找到食物和住所，生存持續(xù)面臨威脅。

　　資源越豐富的地區(qū)，在氣候變化面前就越是脆弱。根據澳大利亞國家旅游網站資料，當地超過 80% 的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和蛙類為澳大利亞所獨有。2017 年，Anthony Waldron 等人在《自然》發(fā)文，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IUCN）紅色名錄中鳥類和哺乳動物的評級變化，統計了世界各國的生物多樣性衰退指數（biodiversity decline score，BDS），指出：“全世界 60% 的生物多樣性衰退發(fā)生在七個國家當中，分別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布新幾內亞、中國、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以夏威夷為主）。”[7]

　　中國氣象科學院助理研究員黃萌田博士研究極端氣候事件對陸地生態(tài)系統的影響和植物反饋，她介紹了這個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滯后效應（lag effect）：“比如今天發(fā)生了干旱，植物可能不會現在立馬就發(fā)生反應，而是要過十天半個月之后才有反應，比如說葉片凋落或者慢慢死掉，反應的時間和植被的抵抗力有關。”

　　另一方面，受災的生態(tài)系統也需要一段時間來恢復，這就是滯留效應（legacy effect）。以干旱為例，“當干旱發(fā)生了，而且我們也非常明確地看到生態(tài)系統已經作出反應了；那么再假設十天之后事件結束了，事件的影響可能還會存留到二十天、三十天之后，持續(xù)時間和生態(tài)系統的恢復能力有關，”黃萌田說。

　　也就是說，如今我們看到的生態(tài)系統的變化其實是一段時間前環(huán)境變化造成的結果；同樣，今天人類活動對生態(tài)系統的影響，無論是破壞還是保護，也要過一段時間才能看到成效。Waldron 等人的研究還建立了模型，將在環(huán)境保護上的投入作為正面影響因素，將經濟、農業(yè)人口增長作為負面影響因素，預測一個國家的生物多樣性損失，得到了很高的預測準確度。

　　既不同，又相同

　　黃萌田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交流期間經歷了兩個山火季，去年情況最嚴重的時候學校停課一周，周邊商店也紛紛停業(yè)。到去年八月，亞馬孫森林大火發(fā)生后，有媒體邀請她寫一寫這次事件。那篇稿子還未發(fā)表，澳洲山火又發(fā)生了。

　　大型火災頻發(fā)只是氣候變化影響的一個縮影。黃萌田的研究領域已經開始增加對極端天氣事件的關注，她說：“前幾年我剛開始做（研究）的時候，我們通常首先考慮的是氣候變暖、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等等長期趨勢的影響。但是近幾年起，關注極端事件影響的研究越來越多了，比如說火災、干旱、病蟲害。加上長期趨勢的影響很多已經成為共識了，現在我們這方面的研究熱點已經開始轉向植被或生態(tài)系統如何對這些非常少見的極端事件作出響應。”

　　今天我們所說的“氣候變化”，在 21 世紀初更常用的說法其實是“全球變暖”——這個詞給人一種錯覺，仿佛地球會像盛夏陽光下的溫室那樣整體升溫。相比之下，“氣候變化”能夠更準確地描述這種現象復雜而不確定的性質。

　　受印度洋偶極指數正向爆發(fā)的影響，在澳大利亞遭遇干旱和高溫的時候，“非洲之角”在 10 月到 11 月中旬的降水量達到了歷史平均水平的 300%[6]。在全球范圍內，平均氣溫的上升可能令一些高緯度地區(qū)的植物生長更加旺盛，但低緯度地區(qū)可能因此遭遇更大的打擊。以農作物為例，在去年 11 月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黃萌田與合作者寫道：“（在全球范圍內）盡管高緯度的農業(yè)產量可能因為增暖而得益，但考慮到氣候繼續(xù)變暖背景下極端事件的增加，全球糧食產量的總體預估結果是降低的，且糧食系統被破壞的風險會越來越大。”[8]

　　即使在中國的國土內部，氣候變化的影響也將存在區(qū)域性差異。去年 9 月，關于中國西北氣候變暖變濕趨勢的報道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并被冠以“真正的大事”的標題。從報道和網絡評論看來，許多人認為這是發(fā)展西北農業(yè)的好機會。但是黃萌田指出，中國是一個緯度跨度很廣的國家，對一個地區(qū)有利的變化趨勢也可能對另一個地區(qū)是不利的。整體而言，《2019 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總結：“中國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qū)和影響顯著區(qū)之一。20 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區(qū)域升溫率明顯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2018 年，中國春、夏兩季平均氣溫均創(chuàng)歷史新高，臺風災害損失偏重。”[9]

　　區(qū)域性影響不確定，但整體上極端事件增加，氣候變化令人類的未來既各不相同又連為一體。但是即使知道了這一事實，由于難以感知自己的行動對環(huán)境的具體影響，公眾的認知難以轉化為行動，如何打破這樣的困境？

　　Calo 說：“其實公眾顯然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群體，在這個情況下，對目標群體講適合的故事，而非僅僅是事實，才能推動他們改變認知、態(tài)度乃至行為（雖然通常做到改變態(tài)度就很不錯了）。比如就澳洲的能源結構來說，如果對煤礦工人說放棄煤炭拯救環(huán)境，這對他們來說并不是一個符合切身利益的事情，反而可能讓他們失業(yè)。更適合他們的可能是一個可以打消失業(yè)及其連帶危機感的故事，比如在向清潔能源轉型時產生的新職位。”

　　氣候問題同時也是公地悲劇的體現，利益沖突讓它變得更加復雜，最終沒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事外。Calo 說：“我在來（ANU）之前其實持有‘科學就應該跟政治脫鉤’這樣的觀點，但其實沒有任何科學事務是與政治無關的。”

　　1 月 14 日，堪培拉已經迎來了藍天。ANU 校園里有人為野生動物準備了水盆，一只黑背鐘鵲應邀前來。人們常稱它為澳洲喜鵲，但它與北半球的喜鵲非常不同。

　　Tara 去了南部海岸的受災地帶，查看旅游線路的情況。她說：“我去的地區(qū)是在元旦前夜被山火燒到的，現在絕大部分地區(qū)的供電和通信都基本上恢復了。沒有被燒毀的店鋪也基本上開始開門營業(yè)了，不過還沒有游客，所以都在賠錢。”她希望在月底恢復線路的推廣，以公益旅游的名義帶動大家?guī)椭�小�?zhèn)居民重振經濟。

　　即將到來的秋冬季節(jié)將給澳大利亞帶來一些喘息的時間。16 日，澳大利亞東部海岸迎來了大范圍降雨。大雨有望熄滅部分火焰，還能潤濕土地和植被，阻止山火進一步擴散。但是在一些受災嚴重的地區(qū)，雨水也可能帶來山洪和滑坡，并將燃燒產生的灰燼等污染物沖入河流[10]。

　　與此同時，北半球即將進入下一個春天。